特价丨《北魏王言制度研究》

《北魏王言制度研究》

王兴振 著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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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王言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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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王言制度是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古时代文书行政研究的题中之义。自秦始皇建皇帝号，改“命”曰“制”、“令”曰“诏”，经西汉的发展完善后，王言形成制书、诏书、策书（册书）、戒敕四种较为规整的御用文书体制（文体），历汉魏而不移。北魏的王言之制承继魏晋，其文体亦与之同。作为皇帝御用文书，制书、诏书、册书、敕书四者具有书式、行用场合、行政机能之差异。以行政机能而言，制书、诏书与敕书皆可在官僚系统中流通并发挥政令效力，如颁行法令、处理政务，而册书则与前三者存在较大差异，最直接的体现有两点：其一，册书作为礼仪性皇帝文书，不需要官僚署位；其二，册书的生成必须以册命制书或册命诏书为前提。据书式而言，制书行用“制诏御史”（西汉）、“制诏三公”（东汉魏晋），诏书行用“制诏某官某”式，册书行用“皇帝谘某官某”式等。北魏制书的书式，管窥所及，见于史载的制书（诏书）式既有“制诏”式亦有“门下”式，这是南北朝时期王言生成与出纳程式发生变革之后的政治现象。除了以上四种文书体之外，还存在一种文书——玺书。玺书虽然属于诏书体的分支，因具有独立的公文书式与行用方式，所以本文将其列为一类文书体，并进行讨论。

    制书、诏书等四种王言，既然是北魏皇帝的命令文书，则必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皇帝并不一定要亲自草拟，故而皇帝设立草诏机构，以协助完成王言制作。拓跋珪建魏之初已经效法魏晋制度，设立中书省“绾司王言”。太武帝至献文帝时内侍省成为王言草拟、出纳的主要机构，中书省虽有草诏权，却主要体现在“职典文词”。职是之故，在北魏皇帝亲拟诏书之外出现复合式草诏机构。孝文帝前期，冯太后临朝时开始恢复中书省的部分草诏权，但并未跳脱出前朝构造。至孝文帝废内侍省，中书省的草诏权才回归到到两晋时的轨道上。即便中书省恢复了制度内的草诏权，却非稳定不移，在孝明帝时期，具有内侍性质的门下省一度侵夺中书草诏权，形成草诏、出纳合二为一的政治现象。确切而言，自胡太后返政后门下省参预到草诏环节，至高澄任中书监而将草诏权扳回中书省，这一段时期的草诏权基本处于游移状态。这或许与皇帝权力的式微不无关联。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无论中书省还是内侍省，亦或一度掌草诏的门下省，其草诏权来源一则在政治运作层面受制于皇帝，或随皇帝意志而调整，二则在政治机理层面受制于拓跋氏的内侍传统。

    草诏权是王言生成的核心，其所指与归属，决定了王言的生成机制与操作原理。除了皇帝是当然的草诏者外，在北魏的制度设定中，中书省是法定草诏机构，并受旨草诏、构成王言生成机制的一种。中书省草诏是王言生成的重要管道，却非唯一管道，因为王言的生成机制并不只有草诏行为这一种，还包括由上行文书转化为王言的生成机制。根据北魏王言的生成机制与程式，本文将皇帝亲拟诏书（或制书）、中书省（或内侍机构）草拟诏书（或制书）这两种方式生成的皇帝文书目为“第一品王言”；将官僚机构奏书、臣僚表疏启（上行文书）所引发的皇帝诏答——“诏曰（云云）”、“诏可（制可）”目为“第二品王言”。《魏书》所载皇帝文书在皇帝亲诏、中书草诏方面并无明确划分，所以对第一品王言的考察主要基于两点原则：一，史料明确称“亲诏”或皇帝草诏者，划为第一品王言的第一种；二，史料明确称某某官草诏者，划为第一品王言的第二种。若不满足二者，如见于史载的“制曰：云云”或“诏曰：云云”，是归入第一品王言抑或第二品王言的范畴，尚无判定标准，只能依据内容与语境作出判断。第三章所探讨的草诏者与草诏机构，是第一品王言生成机制的运作媒介。由皇帝批答奏书或表疏启而产生诏书或制书的程式，构成第二品王言的生成模式，这一模式有两套系统：一，官僚机构（尚书省）上奏书，皇帝诏答“可”（或“诏曰：云云”），奏书署位与皇帝诏答是王言由生成、执行到调整、再执行的两个关键环节，二者支撑着第二品王言生成到出纳的程式；二，臣僚上表疏启，皇帝诏答。在第二品王言生成的模式中，两套系统虽然相互独立，但绝非完全隔绝，二者沟通的关节点在皇帝，确切的说是引导文书流通的诏。当皇帝下诏“付外详议”，将臣僚的表疏启转入官僚机构中时，第一个系统的王言生成程式便被启动。无论是第一品王言还是第二品王言，最顶端的裁决者皆是皇帝，皇帝之下还有一套辅助草诏或答诏的秘书机构（中书省、门下省），所以即便是在第二品王言生成程式中，草诏机构也会参与其中。在王言生成系统中，无论是作为命令文书的制书或诏书，还是作为草诏者的皇帝或中书省（内侍省），皆构成王言制度的不同面向，并在同一政治行为中发挥相应的功能，共同将皇帝、皇帝—臣僚两种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或国家政策、制度。

    作为皇帝权力的象征，王言既是制度革创的载体，亦是政治决策的最重要方式，经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第一须遵循王言之体的书式、用语，第二须遵循王言的生成与出纳机制，二者构成王言制度的双重面向。包括北魏在内的魏晋南北朝的王言，在参与制度革创与决策过程中，必然具有这两个面向。在这两个面向中，王言既是改革制度、完成国家决策的媒介，亦是反向考察北魏及南北朝政治史的一扇窗。

作者简介

   王兴振（1989-），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师从周振鹤先生。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该书是在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北魏王言制度》基础上修订而成，系牟发松先生指导的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学术兴趣长期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出土墓志与北朝史等领域，现致力于南北朝历史地理方向。 

目 录

序章

第一节  王言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一北魏及南北朝王言之制问题

二王言草拟、出纳机构研究回顾

三汉代王言研究述评

四学术史小结

第二节  本书的主旨与行文结构

一史料的运用与安排

二行文主旨与结构

第一章王言之体与制式

第一节  策书（册书）体制

一两汉魏晋的策书形态简述

二北魏策书的基本类型

三册书书式

四册书的生成

五册书的宣行仪式

第二节  制书体制

一制书的检讨

二制书书式

三制书使用的场合与行政功能

第三节  诏书体制

一诏书的检讨

二诏书的书式

三诏书的施用对象——域内之臣与藩国之臣

第四节  敕书体制

一敕书的检讨

二“诏”与“敕”的关系——论“诏敕”与“别敕”

三敕书式问题

四敕书使用的场合与类别

第五节  玺书体制

一玺书的检讨

二玺书书式

三玺书的适用场合与功能

第六节  本章结论

第二章从“制诏”到“门下”：魏晋南北朝王言生成机制的变革

第一节  “制诏”式演变为“门下”式的过程与政治意义

一“制诏”式与王言生成机制的变革

二、“门下”式的产生与政治内涵

第二节  北魏的“制诏”式与“门下”式

第三节  结论

第三章王言生成机构考述

第一节  北魏前期中枢构造与王言生成机制

一北魏早期的中枢与王言生成、出纳形态

二中枢系统之“异相”与王言机制的关系（上）——论内侍省在王言生成与运作中的地位与机能

三中枢系统之“异相”与王言机制的关系（下）——论中书省、门下省在王言生成与运作中的机能

第二节  北魏后期中枢系统的重构与王言生成运作之关系

一北魏后期中书职权的回归与王言生成方式的演变

二北魏后期门下制度：门下省的内朝化与“喉舌之任”的制度化

第三节  本章结论

第四章王言生成机制探析

第一节  第一品王言的生成：皇帝意志的文书化

一手诏：皇帝意志的自主表达

二“中书”草诏——兼论“皇帝—臣”模式的效能

第二节  第二品王言的生成（上）：奏行文书与诏答式

一奏书与答诏：兼论“皇帝——臣”模式中臣僚意志向皇帝意志的转化

二答诏的另一种形态：“奏可”

第三节  第二品王言的生成（中）：臣僚上书（表疏启）与诏答

一表与王言生成

二启与王言生成

三疏与王言生成

第四节  第二品王言的生成（下）：“议”的政务运作与王言生成

一“议”的启动及与王言生成的关系

二王言生成环节中的“参议”与奏行文书之机能

第五节  本章结论

第五章结语

附录

附文：孝文帝门阀政策的设计与制定——以姓族诏书为中心

一引言

二《魏书·官氏志》载姓族诏令献疑

三门阀诏书拾遗

四“别敕”新解

五结论

征引文献

致谢

版权页

致 谢

    月下征程扬马尘，匆匆问道恐失门。

          多烦无意愁人事，伏案秉烛莫惹春。          

                      2016年3月1日作

     余在上海求学问道已有四载，蒙硕导牟发松先生、博导周振鹤先生悉心指导，问道之心渐渐凝实，此心虽无萤烛之光，却亦能自明其志。硕论《北魏王言制度研究》之写就，或可告慰之。因限于时间，见稿者并非硕论开题时所规划的完整篇幅，而是比原计划缩减了不少，这种终始未一的过程，间杂着一些难以预料的研究曲折与思路之变换。     该文选题确定于2014年12月初，在此之前余已经着手整理资料、梳理学界研究成果，所以12月5日在向牟老师征求开题意见时已经可以拿出较为可行的开题报告，针对开题报告所涉及的研究主题与范围，业师提出了三个研究板块：其一，王言的制度史（生成、流转）；其二，王言的政治史（行政运作），其三，王言的文本（文体、格式）。这三个研究板块构成本文的最早思路，后来的行文架构便是基于这一思路而进行的完善。在开题之前，随着资料蒐集的日臻完备、对学界研究路径与问题视点的深入把握，余将行文定格在了两个研究维度：王言制度与王言政治。之前的“王言文本”问题被移入“王言制度”层面之中。今稿的主体便是“王言制度”，由三个板块构成：第一，王言的文体；第二，王言的草拟机构；第三，王言的生成与运作机制。“王言政治”便是今稿“附文”部分。业师此前提出的“王言的政治史”，是针对余当时正在修改的一篇论文《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的设计与制定——以姓族诏书为中心》，也就是本文的“附文”。这篇“附文”是《北魏王言制度研究》的一篇“引子”，在5月份正式的开题报告中，这篇“附文”是被安排为“王言政治”研究维度的第一篇专题论文，原本打算继续写几篇专题论文以便充实“王言政治”，从而形成“下篇”（“上篇”是“王言制度”）。     开题答辩之后，硕论正式进入撰写阶段。在此期间，与好友阙海同窗三载、相互砥砺，于11月中旬完成初稿。遗憾的是，因限于时间，以及本人资质愚钝、学力不逮，终未能完成开题计划。即便是初稿的“王言制度”部分，原计划内的一些章节仍未能完成。至于下篇的“王言政治”，并未实现专题式的扩充，如果仍保持原有的结构布局，难免造成“上篇”和“下篇”失衡的观感，故而取消了“上篇”“下篇”之名。使得《北魏王言制度研究》一文仅限于“制度”维度的考察。之所以如此匆忙，除了限于学力与时间之外，其实还与8月份以来铺开的另外一条线索及其渐趋紧迫有关——考博。     联系导师的过程以及考博准备与论文撰写可谓“相映成趣”，二者相辅相翼，构筑出研究生三年级的学业轨线。在这两条轨线上，业师一直在监护着。即便考博，虽然是自己在明面上努力、选择，却离不开业师的认可与支持。     若将兴振负笈的求学历程比作一股“流”，那么《北魏王言制度研究》这篇硕论便可以不自谦地说成由“流”汇聚而成的“潭”，这个比喻取自廖斯同学的发明[1]。不过从“流”到“潭”，却非从线到面一般平铺而来。除了附文中的文章曾以“引子”的身份开拓出北魏王言这一研究空间之外，《北魏王言制度研究》的行文与见稿还受益于学业中的诸多“暗流”与“明流”。     在学业一途，有三位老师曾在不同时期点明了我的为学性格并指授明津。“山寂寂兮无人，又苍苍兮多木”，就读于兰大之时，仆寂静求学，不过心性如“顽木”尚未雕琢，是沈祯云、屈直敏两位老师的评价。有木之性，我一直在借“木”求学、雕琢，这也是《北魏王言制度研究》的基本性格所在。读研伊始，学“胚”尚未得以发出，是业师针对我学术观点被思维与表达问题所遮蔽而作出的评价。有胚之根，我一直努力着呈现“自己”，《北魏王言制度研究》的行文与见稿，体现的便是这一过程。我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持守与改进，是为《北魏王言制度研究》成文背后的两股重要暗流。在兰大负笈求学之时，张克非、冯培红、杨林坤、邱锋四位老师对我进行了早期的学术训练，虽常针砭有加，然于“顽木”如我实有师授之恩。念兹于怀，岁月不移。     独学虽有寂静之乐，然有诸位同门、学友与学与教，虽不至于执手相看，却能对谈无羁、相商相长。在硕论选题、规划与撰写过程中，多蒙同门李磊师兄、刘啸师兄、周鼎师兄、刘书广师弟基于唐宋文书行政视角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与意见。硕论开题与答辩之时，庄辉明教授、章义和教授、陈江教授、黄爱梅副教授等对本文提出了诸多可行的建议，本文在撰写与修改中皆有借鉴、采纳，铭感不忘。同时籍助赴京参加史学论坛的四次机会，有幸与叶炜副教授、廖基添博士、陈鹏博士、熊昕童博士交流王言分类、“议”以及姓族政策等具体问题。在参加山大、武大、北大主办的学术论坛时，亦有幸结识尹承、霍斌、孙齐、冯渝杰、胡耀飞、苗润博、吕博、方圆、刘凯等青年俊才，星移两载，或往来文章，或交流问题，或受益于其人格文风，学有辑熙。在华师大求学的三年中，蒙师姐章管炜、同门沈国光、师弟陈兵、赵满照拂、激励，我的思维与语言能力多有进益，《北魏王言制度研究》之文风不同于以往的论文，与此不无关联。     《诗经·小雅》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若这篇硕论可谓之“潭”，那承载、包容“流”与“潭”的则是有劬劳之恩的父母，父母之恩是我未敢懈怠、顺利完成今稿《北魏王言制度研究》的情感所系。而在兴振读博期间修改该文时，胡哲博士曾通阅全文，并提出启吾深思的学术史问题，终感吾学业之不孤，有志于此。     《诗》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经历毕业之“潭”后，原硕论形成两股分流，其中一股归入“一苇”之潭。2016年下半年，由于某一机缘，在清华大学张景平先生的引荐下，兴振开始接触“一苇丛书”。时下学术格局日新月著，特别是史学俊才新论迭出，后生如我在缺乏前期成果与课题支持的情况下，为学难以发轫，遑论出版尚显稚嫩的硕士论文，无疑是一种奢望。而由同气相求的青年学人曾庆盈、张景平、陈轩等创编的“一苇丛书”，则为后辈如我在学术体制中谋求生存提供了风评之途。故特别感谢之。且一并致谢责编郭玲女士，校正了拙文许多错讹之处。
     拙文付梓，挥手于兹。是为记。                       2017年7月18日                        谨识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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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春季，台湾佛光大学李纪祥教授来华东师大开设一学期的《史通》研读课程，廖斯同学的发明便是在研读《史通》过程中形成并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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